04 “毛泽东由此渡河”

04　“毛泽东由此渡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1935年：三渡赤水在茅台

我站在娄山关上，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山间的桂花树。

那是9月初，盛夏刚去，暑气犹在，黔北大山中的桂花却已早早地开了，比杭州的起码早了将近一个月。幽幽的桂花香从某个岩角散出，让人有种猝不及防的惊喜。

在中国的军事关隘名录上，如果没有发生在1935年的那两场战斗，娄山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地处遵义与桐梓的交界，素称“川黔咽喉”。站在山顶眺望，此处山陡岩多，地势狭隘，攻防双方一旦打起来，几乎谈不上什么高明的技战术，拼的全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儿。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第二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其间红军两次攻占娄山关，歼灭黔军600余人，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毛泽东写下荡气回肠的名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当时的红军命悬一线，后面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死咬不放，周遭是黔军、川军和滇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华，他力排众议，在黔北大山里机动作战，四渡赤水，最终摆脱“追剿”，跳出包围圈，由黔入滇，先过金沙江，再渡大渡河，在泸定翻越雪山，进入川西草地，最终抵达陕北。

万里长征历时一年，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的4个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攸关时刻。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党内领导地位，并与周恩来、朱德形成“铁三角”。因此，在党史和军史上，“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都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红军第三次渡赤水河，便是在茅台镇。毛泽东渡河的具体地点，是荣和烧房王家的下场口私渡。今天，在那里的黄桷树下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毛泽东由此渡河”。

酒入钢铁肠，百转酿豪气

红军攻占茅台镇，是在1935年3月16日清晨。就在前一天，红军与黔军在20公里外的鲁班场刚刚激战一场，因伤亡过大，毛泽东主动下令撤出了战斗。

当红军开进茅台镇后，四架敌机随之飞临，十多枚炸弹落在商会、武庙和衙门，烧着了好几栋民房。红军忙着跟乡民们一起救火，有两位战士在鼓楼和卡房（监狱）附近被炸牺牲。据记载，在当时的战斗中，还发生了红军用机枪打下一架飞机的奇事。《红星报》报道：“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飞至长坝槽，被我警卫营防空排射弹八十五发，击落在茅台附近。”这张报纸至今还保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

1979年，仁怀县政府在茅台镇下渡口建纪念碑，碑正中书“茅台渡口”

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就是指挥教导营和军委工兵营联合在茅台镇架起两座浮桥。陈士榘勘察地形，最后选定了浮桥架设地址，一座在朱砂堡，另一座在观音寺。朱砂堡是王家“天和号”的私家渡口，而观音寺则靠近荣和烧房。

红军进入茅台镇，禁令扰民。这时，“天和号”掌柜王立夫已病故，家业由独子王承俊掌管。王承俊思想开明，曾和周林（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贵州省省长）是同学，听说红军进镇，立即安排工人挑了两担酒前去犒军。

1935年4月5日的《红星报》刊载了歼灭敌机的消息以及《仁怀工农慰劳红军》文章

傍晚时分，毛泽东等人从下场口的浮桥过河。背毛泽东过浮桥的是老船工赖应元，毛泽东给了他一副银手镯以作酬谢。1958年，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回茅台调查，拿出照片辨认，赖应元这才知道，自己当年背过浮桥的人，居然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人物。

红军在茅台镇的驻扎时间前后不足三天，一直在紧张地应战、动员和备战，军情十分凶险，死亡如阴影尾随不去。不过，将士们回忆起那几天的时候，总是会说到茅台酒。以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茅台回忆”成为万里长征中极少有的带有轻快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题。

警卫员陈昌奉回忆，主席的马夫老于用个长竹筒把中间打通以后装酒，抬着走，就像抬机枪，数他带的酒最多。那时仁怀的群众还没怎么走，因此可以买到大量的酒。主席还跟他们谈到茅台酒为什么那么有名。

聂荣臻在茅台镇休息的时候，为了品味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便和罗瑞卿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结果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他们又赶紧转移。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烧房，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李志民将军在加入红军前当过小学校长，他还写了一首名为《茅台酒》的打油诗：“没有月亮没有星，踏过沙河爬山岭，公鸡啼叫天发亮，红军走过茅台镇。眼发花来头发晕，人在梦里夜行军，想喝一口茅台酒，解解疲劳爽爽心。”

随军作家成仿吾回忆：“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与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往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与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

成仿吾所提到的政治部的布告，是1935年3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以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布的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全文如下：

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将士切切遵照。

1936年，红军抵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倡议全军写回忆文章，总政治部在很短的时间里征集到200多篇、约50万字的回忆录，编成《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一书。其中，很多将士都在文中提到了茅台镇和茅台酒。红一军团教导营的熊伯涛的文章标题就叫《茅台酒》，他写到了很多当年的细节：

鲁班场战斗，军团教导营担任对仁怀及茅台两条大路的警戒。在这当中，除了侦察地形和进行军事教育以外，时常打听茅酒的消息——特别是没收土豪时。但是所得到的答复常是“没有”。……茅台村，离此只有五六十里了。……追到十多里后，已消灭该敌之大部，俘获人枪各数十和枪榴弹弹筒一，并缴到茅台酒数十瓶，我们毫无伤亡。战士……欣然给了我一瓶，我立即开始喝茅台酒了……“义成老烧坊”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每只可装二十担水的大口缸，装满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酒。封着口的酒缸大约在一百缸以上，已经装好瓶子的，约有几千瓶。空瓶在后面院子内堆得像山一样。

《红军长征记》（上）是关于长征的最原始的记录，其底本是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下）的重要来源

“能战善饮”——上马呼啸杀敌，下马豪气饮酒，从来是人们对古之名将的一种想象。即便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都背得出唐代诗人王翰的那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度过后有敌兵穷追、空中有敌机轰炸的战斗岁月，那些红军战士百战归来，回想起当年赤水河畔的那一口烈酒，酒入钢铁肠，百转酿豪气，自然终身回味不尽。

周恩来为什么偏爱茅台酒

在翻阅老军人的回忆文字时，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很多人在说到茅台酒时，除了酒香劲足，更津津乐道的，居然是能用它来搓脚和疗伤。

成仿吾在回忆录里便说：“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萧劲光将军回忆：“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档案馆馆长的曾三也有类似的回忆：“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大家不是听说过‘红军过茅台，用酒洗双脚’的故事吗？这不是假的，因为用酒擦洗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

还有人参加战斗时挨了一枪，拿茅台酒洗过伤口很快就好了。茅台酒在长征路上立了大功，没有酒精之类的，用茅台酒疗伤也管用。

秦含章(1908—2019)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白酒专家，曾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20世纪50年代，他与邓颖超在一起开“两会”，便问邓大姐：“长征时周总理路过茅台镇，闻香下马，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就喜欢上了茅台酒？”

邓颖超的回答颇出乎他的意料。“邓大姐说，喜欢是喜欢，但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从那时就喜欢喝。”邓颖超深情地回忆道，长征时部队一路走一路打仗，伤病员很多，而部队缺医少药。到了茅台镇，芳香扑鼻的茅台酒确实吸引了周总理，得知茅台酒的酒度有65度，他当即决定用茅台酒替代药水，为伤员杀菌疗伤。茅台酒为保证红军及时上路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茅台酒的光荣历史。

这些私人回忆文字，都清晰地透露出一个事实：在军事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茅台酒曾起过“疗伤救命”的作用。对于那些从硝烟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人，这构成了一种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日后的喜爱、饮用和讲述，实际上是对已经逝去的激情岁月的回味和共情。

周总理一生之中，难得不顾“总理威仪”，放情忘我，也与茅台酒有关。

1958年10月，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凯旋时，周总理亲自去车站迎接。随后，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慰问志愿军战士代表。那天，他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谁也没数周总理喝了多少杯酒，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和他碰了杯。第二天，周总理醉卧了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高级将领是茅台酒的“死忠粉”，特别是许世友将军，非茅台酒不饮，去世之后，随葬物中还有两瓶茅台酒。

那个写《茅台酒》的熊伯涛，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有一个时期，他遭到错误批判，连降两级，有一位老战友在关键时刻却没有施以援手，两人因此有十多年互不来往。有一年，熊伯涛突然收到两瓶茅台酒，一查，是那位老战友寄来的。熊将军仰天一笑，两人冰释前嫌。好男儿的铁血情谊，无须一言，尽在酒中。

茅台酒一度有“军酒”之称，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7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茅台酒常常成为冲锋前的壮行酒和战斗结束后的庆功酒。深究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便是那份浓烈而自豪的长征情结，它成为中国军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39团解放仁怀、赤水、习水县。抗美援朝开始后，部队从仁怀开赴朝鲜参战。图为茅台人民欢送139团赴朝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红军到达陕北后，“两万五千里长征”成了一个传奇。特别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曾译为《西行漫记》），蜚声中外，大大提升了共产党的声誉。同时，国民党及右翼报纸则极尽诽谤之能事，其中一例，便是有人嘲笑红军没有文化，竟然把茅台酒用来洗脚。

1943年，大律师沈钧儒的儿子、画家沈叔羊在重庆举行画展，有一幅题为《岁朝图》的水墨画，绘了几朵秋风中的菊花、一个茅台酒壶、两只酒杯。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画上题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到1945年，为了推动国共两党谈判，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六位国民参议员组团飞赴延安斡旋。正是在那次访问中，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促膝对谈，讨论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有了著名的“窑洞对”。

在枣园的会客室里，黄炎培意外地看到，沈叔羊的那幅《岁朝图》居然悬挂在黄土壁上，一问，是董必武购回送到了延安，黄炎培大为感慨。

新中国成立之后，黄炎培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2年冬天，他去南京调研，陈毅以茅台酒设宴款待他。席间，陈毅感叹道：“当年在延安，读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酒酣兴起，陈毅即兴步韵赋诗：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

黄炎培随即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当年的渡口处立有一石碑，上书“毛泽东由此渡河”

调研时，我常住的“茅台人家客栈”

在茅台酒厂的档案室里，有数百份史料和口述文件，记录了当年的种种逸事。它们构成了茅台酒与国家记忆之间的微妙关系，让品牌具备了难以复制的势能和历史资产。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它们无法以广告的方式呈现，却通过书、文章及口口相传，成为茅台酒文化价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写《茅台传》，我在三年时间里二十余次来到茅台镇。前几次住的是茅台国际大酒店，后来就有意选镇上的民宿住，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接触这个小镇更多的真实细节。

有一次，我住的“茅台人家客栈”就在茅台镇的半山腰，沿着盘山路往下走，便是当年的下渡口。如今，那里被拓展成了红军广场，在红军架浮桥的水面上，修了一座铁索桥，桥的两侧挂满五角红星。到了夜间，红星通电发光，别有一番英雄主义的浪漫。

那天黄昏时分，我站在河畔的黄桷树下，望着“毛泽东由此渡河”的石碑，许久之后，忽然若有所悟。写这句话的人应该有他的深意，这个“河”，既是眼前的赤水河，又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之河。

夜晚亮灯的红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