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三房合并

06　三房合并

时间开始了。

——胡风，交响乐式长诗《时间开始了》(1949)

革命袭来时的不同命运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赖永初与永初中学的学生们一起，自制了一面红旗去迎接解放军。这一场面被摄像机拍摄了下来，成为历史资料。

在半个多月前，即将出逃的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派人找到赖永初，敦促他把贵州银行的所有黄金运送到台湾，为此还专门留了一架飞机在兴仁县等候。赖永初以种种借口推宕，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

华问渠办文通书局，聘任和联络了很多国内知识界的名家，包括竺可桢、茅以升以及左翼作家臧克家、茅盾等人。他一直倾向革命，与贵阳当地的地下党频频接触。

华问渠

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赖永初和华问渠等贵阳商界人士得到了第一任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的接见，苏书记要求与会的商人“放手经营，解除顾虑，恢复经济”。在接下来组建的新政府里，华问渠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赖永初则是贵阳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关于贵阳解放的报道

1950年9月，贵州组织了一个赴京的国庆观礼团，赖永初把50瓶赖茅用飞机送去了北京：

我赴京参加国庆观光，在怀仁堂礼堂见到用“赖茅”编成两个五星摆在那里。这次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西南代表团。朱总司令亲自招呼我们喝酒，他说：“我知道你们西南来的喜欢喝茅酒，我这里有。”立即叫服务员拿来茅酒招待。在座的向朱总司令介绍我，这就是赖永初先生，他就是“赖茅”的老板。朱总司令亲切地问：“为什么叫‘赖茅’？”我说：“因为原来贵州办茅酒的多，有真有假，因此我就把我办的茅酒改名‘赖茅’，防止冒充。”朱总司令笑了一笑说：“你叫‘赖茅’，人家还称我叫‘朱毛’。”……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他又招呼我们喝酒，然后才离开。

华问渠和赖永初都是贵州商学界名流，而且在政治立场上倾向新政权，因此都受到了相当的礼遇。而相比之下，从来没有离开过仁怀县的王家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解放军进入仁怀是1949年11月27日，当时仁怀县政府在中枢镇。到了第二年的1月，仁怀发生叛乱，上千名匪徒攻击茅坝镇、鲁班镇及茅台镇的坛厂等乡镇。平叛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发生了大小300多场战斗。1951年2月，在剿匪的尾声阶段，荣和烧房的东家、王泽生的儿子王秉乾因担任过茅台镇的伪镇长，以“通匪罪”被枪决于银滩坝。

华、赖、王三姓在解放初期的不同际遇，也造成了三家烧房合并的时候，出现了估值不同的情况。

“开国国宴”用的谁家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国宴用的是什么白酒？这是白酒界争论了很多年的话题。主角其实就两个，汾酒和茅台酒。我去这两家企业调研，总是绕不开这件事情，而且双方各有各的证据。

先说在汾阳看到的资料。

汾阳是1948年7月解放的，当月，在义泉泳和德厚成两家酒厂的基础上组建了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到9月中旬，酒厂恢复了生产。

1949年6月，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批示：“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运到北京，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酒厂分四批次，把500余斤汾酒运抵北京。

其后的7月8日，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将一份《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呈送周恩来总理，其中第四条关于用酒部分的建议是：“酒用国产葡萄酒、绍兴酒、啤酒、烟台张裕公司制的白兰地，北京大喜公司制的香槟酒，如需用烈性酒，则用汾酒。”总理在这一条下面批示：“汽水亦需用国产，酒不要多。”在文件的首页，他又用几行大字强调：“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茅台方面，则拿不出北京发来的电报或批文，因为开国大典举办的时候，贵阳还没有解放。不过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确认，茅台酒是出现在了北京开国大典期间的酒席上的。

宽泛而言，能够被算作“开国国宴”的场合，其实有三次。

其一，1949年9月30日晚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闭幕晚宴。

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等立国大策，同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诞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组成名单。当晚的国宴在北京饭店举办，毛泽东等662名代表全体与宴。

根据北京饭店老厨师的回忆，这次宴席以淮扬菜为主，用的酒是绍兴酒、汾酒和竹叶青。不过，也有人回忆喝到了茅台酒，据秦含章的一次口述：

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招待会上用茅台酒来敬酒，我的亲哥哥就在场。

其二，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的国宴。

这场宴会在怀仁堂大礼堂举办，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五大书记”宴请观礼的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

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写过回忆录，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在怀仁堂大厅里已经摆好了宴会的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也都已摆放在餐桌的一角，正等待着招待嘉宾……

为了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在国宴开始时，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入大厅口处的汪东兴（中央警卫处处长）和李福坤（副处长），把我叫到他们的面前。李福坤低声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因为宴会就要开始……

办法终于逼出来啦。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我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我们的“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王鹤滨的这段饶有趣味的“解密”，证明开国大典前的那场国宴，白酒用的是茅台酒，不过领袖们喝的，都被他临时换成了白开水。

其三，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国庆晚宴，举办地在北京饭店，毛泽东没有参加，由周恩来主持招待。

一位负责保卫第一次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安全的将领记得，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晚上，国宴大会上喝的就是茅台酒，他参加了当时的欢庆大会。

这些当事人的回忆都表明，开国大典期间，汾酒和茅台酒在不同的国宴场合出现，或者也可能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建厂日

开国大典的礼炮，并没有在贵州的上空响起。如果说，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让茅台镇的人莫名地兴奋，那么，成为开国国宴用酒这件事情，在很多年里却是一个秘密，而且似乎与茅台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1950年的仁怀是混乱的。一方面，匪患未除，随时处在战斗状态；另一方面，则要根据上面的政策指示，展开种种的变革。政务院相继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等法规，对全国的私营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其中，烟酒产业被列为国有独家专营，全国的烟酒企业均以赎买或没收的方式国营化，流通渠道则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由国家税务总局管辖，业务归属轻工业部。

到1951年，随着剿匪工作的结束，政府着手对茅台镇上的几家烧房进行国有化改造，先是在这一年的11月，以1.3亿元的价格向华问渠购买了成义烧房。档案资料显示，烧房恢复生产是在10月18日，到第二年的1月，总共消耗高粱34.7万斤，实际出酒10.23万斤。

到1952年2月，政府以500万元购买了王家的荣和烧房。

按当时的币值，1万元相当于民国的1银元。如果换算一下，对成义的收购定价约等于其一年的毛利，而对荣和的收购则几乎等于没收。

对规模最大的恒兴酒厂的收购，则在1953年7月才完成，作价2.23亿元。在此前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赖永初于1952年2月被判入狱10年。

重组完成的企业全称为：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

所以，茅台酒厂的建厂时间，官方说法是1951年，而实际上真正完成三房合并是在1953年7月。

在管理体制上，茅台酒厂的业务归属于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行业归口为贵州省工业厅，行政管理则隶属遵义市和仁怀县政府。

当这种新的治理结构形成后，茅台酒厂发生了两个前所未见的变化。

其一，私人资本被彻底清退，华家、王家和赖家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市场销售完全专卖化。这意味着三家烧房之前的流通销售渠道被全数清理，酒厂从此只作为一个生产单元存在。这一状态要一直持续到1987年。

有一个事实需要特别提出来：1951年启动国有化计划的时候，茅台酒的生产其实已处在停顿状态。

早在1948年，西南诸省遭遇恶劣气候打击，粮食歉收，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下令所有酒厂停产，包括已经发酵下窖的酒醅都要封存。1949年年底，川贵滇相继解放，粮食供应一度十分紧张，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提出“首先求得拿到粮食”，耗粮巨大、非必需的酿酒业不在鼓励生产的范畴。再加上局势动荡，匪患未绝，因此茅台镇的烧房在那几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几乎都处在停产状态，酒匠回乡种地。1952年政府接收荣和烧房的时候，窖坑已经被用来存放盐巴。

在档案室里，仍然保存着当年接收时各家烧房的物资清单——

成义的资产：土地1800平方尺，酒灶2个，酒窖10个，马5匹，部分工具、桌椅板凳、木柜等。

荣和的资产：厂房土地1753平方尺，酒灶1个，酒窖6个，骡子一匹。

恒兴的资产：生产房和曲房33间，酒灶两个，酒窖17个，马12匹，猴子一只。

三房合并之后，茅台酒厂建筑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有酒窖41个，酒灶5个，甑子5口，石磨11盘，骡马35匹，部分工具，以及锅盆碗筷杂什物件。

在酒厂的档案室资料里，有一段对当时厂区环境和设备状况的描述：

厂区内间插农田菜地，农民养的猪牛羊鸡狗在厂里东跑西窜。厂房是俗称“千根木头落地”的青瓦屋面大棚，工人的住房和厂办公室基本上是土墙搭木头结构，有的是用废酒瓶堆砌成墙再糊上黄泥，部分房顶盖的是杉树皮和油毛毡。全厂没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土坑上搭木板）……没有生产供水系统。……六月炎热天没有通风设备。……生产用粮、煤等全靠工人们肩挑背驮，有时还要开荒种地。

这意味着，新诞生的酒厂是在一张皱巴巴的旧图纸上重建起来的。

1　1951年茅台酒厂会议记录及华茅、王茅资产情况表

2　1951年11月收购成义时的契约

3　1952年接收恒兴的请示报告

4　1954年茅台酒厂营业执照

1953年2月，张兴忠宣布接收恒兴酒厂

第一任厂长：“张排长”

茅台酒厂第一任厂长张兴忠（左）与警卫员合影

从留存下来的照片看，张兴忠(1921—2003)浓眉大眼，一看就是一个来自北方的汉子。他是山东东阿县人，26岁参军，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是一个神枪手。1950年7月，他随部队到仁怀平叛，然后就转业留在了地方的县盐业分销处工作。他在部队的时候当到了排长（其实当时已是副营长），所以大家都习惯叫他“张排长”。

张排长性情豪爽，据说酒量还特别大，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曾跟一个朋友一顿喝了11斤当地的土酒。他从来没有管过企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尽职的管理者。

1953年茅台酒厂完成三房合并时，首批员工仅39人，有酒窖41个、酒甑5口、酒灶5个。

成义烧房恢复酿酒的时间是1951年10月18日。在酒厂的档案室里，第一份原始资料是关于这一年的12月组织了一次评薪评级的会议。

张兴忠到酒厂的时间是1951年12月，他来了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收荣和烧房。

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张兴忠汇报说，工人“任意取拿原料和燃料，不经过一定的手续。发料、开支上更是乱。单据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是自己写的白条子。做账也没有领导签字盖章。猪吃粮食，保管员都不知道”。总之，“过着无组织的生活，糊糊涂涂地进行生产”。

茅台酒厂首批员工名单

首批员工之一张元永的工作证，我写书期间曾采访过他。2023年10月，作为酒厂首批员工中最后的健在者，张元永因病去世

丁雄军给张元永颁发“1952年酒厂第一批工人花名册”复刻件作为纪念礼，复刻件上盖有酒厂的第一枚公章

20世纪50年代，酒厂工人人工搬运曲块、择曲出仓。当时物质条件极差，工人劳作时打赤脚，穿旧军装或打着补丁的衣服，没有统一的工作服

在烧房时代，经理与工人是两个阶级，一个长衫布履，一个短襟草鞋，关系往往紧张且对立。酒厂虽然很赚钱，但是工人的收入却非常低，三家烧房的烤酒工一个月的工资是1银元，只够买3斗米，而劳动强度却很大。一个工人一天必须踩曲50斤，烤7甑酒，每甑的时间需1.5个小时，算下来，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3～14个小时。

撰于1979年的《贵州茅台酒史》访谈了很多当年的老酒匠，它的描述应该是真实的：“住家远的工人只有住厂里的猪栏马圈，和牲口睡在一起。在烤酒的时候，工人们要到深夜才能把活做完，往往回不了家，就几个人挤在一个斗筐里。绝大多数的人，铺的是草垫，盖的是秧被，很多工人一直就没有穿过棉衣，穿的单衣也是补巴摞补巴，终年没有鞋穿。”在1947年，成义和恒兴都发生过“丢围腰”的罢工讨薪事件。

20世纪50年代，酒厂成立之初的家属住房

张兴忠当了厂长，就把共产党军队的官兵平等作风带到了酒厂。他跟工人穿一样的衣服，同灶吃饭，有的时候还到窖房里学习踩曲、烤酒。夏天高粱熟的时候，他跟大家一起去四乡八寨背粮。他当过兵，力气大，一次背的粮比其他人还多几十斤。

平日里，张兴忠就组织工人读报学习。老工人大多不识字，常常听着听着就打瞌睡了，他还是照样大声读报，然后让每个人发言谈心得。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生中国，洋溢着激昂的政治热情，张兴忠的工作作风让暮气沉沉的酒厂焕发出了前所未见的朝气。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每一次政治学习念完文件或《人民日报》的文章，年轻干部浑身充满了使命感。”

为了推动酒厂的变化，县里先后委派了十多名干部进厂工作，还从社会上招募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大多有高小文化水平。张兴忠组建了团支部和党支部，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叫李兴发(1930—2000)，他是茅台镇当地人，读过两年新式小学，1952年年初被招进酒厂当烤酒工。正是这个李兴发，在1964年发现了茅台酒的三种典型体。

酒厂一年里的头等大事之一，便是征粮。烧房年代，每到出粮期，三家烧房就公开角力，往往打得头破血流。王家是当地的大地主，用粮从来不愁，其他两家就辛苦很多。赖永初接手恒兴后扩大产能，成义就跟荣和联起手来，抬高收购价，以至于很多年后赖永初口述回忆，还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1952年，为了完成当年度的酿酒任务，酒厂需要高粱34万斤、小麦42万斤。张兴忠初来乍到，一时不知道去哪里弄那么多粮食。县政府得知后，进行了全县动员。在档案室里，我看到一份当年6月2日由县长王卿臣签发的“征粮令”：

各区仓库将所存小麦全部运交茅台仓库，统一借给茅台酒厂，各区公所、各仓库立即组织力量调运，在6月14日前完成工作任务，不得拖延时间。

这种由政府统一征调、运粮不开工资、粮款可以赊账的事情，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它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动员能力。到了年底，酒厂又缺装酒的容器，省工业厅于是一次性运来了120个铁桶。

20世纪50年代，仁怀县组织的马车队。马车、牛车在当时茅台酒厂的运粮运煤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2年，茅台酒厂有54名职工，开了3个酒窖，产酒10.23万斤，耗高粱34.76万斤，用煤41.54万斤，总产值19.7万元，企业盈利0.8万元，上缴税利4万元。张排长交出了一份还算合格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