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搞它一万吨”茅台酒

09　“搞它一万吨”茅台酒

“钢铁是元帅，茅台是皇帝。”

——周林

杜甫草堂的对话

在周林的记忆中，他的整个童年岁月都飘着一股茅台的酒香。很多年后，他对女儿周芳芳说，“我是喝着酿造茅台酒的水，闻着茅台酒的香长大的。”

1912年，周林出生在仁怀县的县衙所在地——中枢镇，这里距离茅台镇约10公里，他的姑妈家便在茅台镇上场口。十几岁的时候，他入读遵义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同学里就有“王茅”的子弟。中学毕业后，周林考入北京一所大学，成为一名进步青年。20世纪30年代，他先是在上海从事工会运动，后来加入新四军，成为陈毅手下的军法处处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林先后担任徐州市委书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1951年回到家乡，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用老乡们的话说，他是仁怀建县几百年来出的最大的官。

尽管对茅台酒有家乡亲情的记忆，不过在那些年，周林最操心的是交通建设。贵州山多谷深，架桥开路是第一治理要义。在日常工作中，他并没有太大的精力去关注这家小酒厂。不过，在1954年，朱德的那通电话让周林意识到它的非同寻常，而到了1958年，一次谈话又改变了一切。

那一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余，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周林随行陪同，两人有了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周林：“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

1960年，贵州省省长周林

周答：“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

毛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回到历史的叙述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浮了出来：为什么很少饮酒的毛泽东会提出要搞一万吨茅台酒？

人们大多认为是主席关心民生消费，此外，也许还跟外贸换汇有很大关系。

1958年，正是中国力图“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如果能有一万吨茅台酒，便可以换回40万吨钢材，几乎是当年一个中型钢铁厂的产能。

在茅台酒厂工作了45年的一位老员工在1983年去北京看望周林，谈及“一万吨”，周林回忆说：“钢铁是元帅，茅台是皇帝，烤好茅台酒出口创汇可以换来钢铁和技术。”

在杜甫草堂谈话的当晚，周林就把相关精神传达给了遵义专署，一位副专员第二天就赶赴仁怀。当时，全国大炼钢铁，连农村的生产队都在垒土窑子炼钢。厂长郑光先汇报说，酒厂也正准备大批抽人兴建炼铁炉。周林得知后，立即制止了这个计划。他对酒厂下达指示：“现在全省抓钢铁生产，是钢铁元帅升帐，可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茅台酒是‘皇上’，必须保证茅台酒的生产。”

有一年，周林安排他的夫人、时任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宗瑛专门蹲点茅台酒厂。据周芳芳回忆：“母亲住进酒厂，优化了领导班子，创办职工食堂，还带领一班人清扫厕所、道路和场坝。”

2003年，茅台酒年产量终于突破1万吨时，时任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写下回忆文章《万吨梦圆》

“全省保茅台”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是1958年的一首安康民谣，散发着那一年战天斗地的自信豪情。《人民日报》于1958年2月2日发表社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大跃进”就要有“跃进”的指标，在这一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国家提出总体指标是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分解到各个领域，就是翻番、翻番、再翻番。

在接到“一万吨”的指示后，茅台酒厂马上修正了发展规划，提出“在1959年扩建1200吨产能，1961年再扩建2000吨，1962年投产”。

在刚刚过去的1957年，酒厂酿酒283吨，在郑义兴等人的品质管控下，酒的质量是建厂以来最好的。到1958年，产量猛增到627吨，接下来的1959年为820吨，1960年居然逼近千吨，达到912吨。

如果把这组数据放在国家宏观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就读得出其中的残酷和荒诞了：

在近乎疯狂的“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迅速陷入力竭而衰的巨大困境，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陡然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

在那几年，最重要的事情是缓解粮食危机。酿酒业成为首先被要求减产甚至停产的部门，遵义地区的董酒厂是1957年恢复生产的，到1959年就因为粮食紧缺而被下令停产了一年多。

然而，茅台酒厂成了仅有的例外。在酒厂的档案室里有一份1959年的工作报告，记录了当时“全省保茅台”的决心：

省政府从全省各地调集粮食支援茅台酒生产。具体数字是：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桐梓10万斤，安顺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加上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保证了茅台酒厂当年的生产原料需求。

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茅台酒生产，省政府从各地区调集红粮运往酒厂。上图为1959年运粮途中的人力运输队

左图为1959年茅台仓库装粮运粮的繁忙景象

王民三是当年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为保茅台，贵州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此期间，茅台酒厂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调调运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并且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再度征购的议价粮。

“800吨土酒事件”

任何商业行为，都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对之漠视和违背，都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国不例外，茅台亦不例外。

在这个时期，担任酒厂厂长的是郑光先。他出生于黔北农村，因为在土地改革时表现积极而得到提拔，当上了县供销社的主任。跟张兴忠一样，他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干部，工作勤勉，为人忠厚。然而，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必须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成了悲剧产生的全部理由。

1958年，酒厂的扩建工程尚未完工，实际生产面积只有1600多平方米，设计生产能力为200吨，要完成三倍于产能的指标，郑光先只有鼓励工人加班加点。那一年，他一口气从仁怀和旁边的习水县新招了500名职工，他们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根据上级的要求，郑光先提出“苦战三天三夜，工人全部脱盲”。

为了“放卫星”，郑光先喊出“突破千斤甑，闯进千吨关”的劳动口号，刚刚建立起来的操作规范又被彻底放弃。他发明了“边丢糟、边下沙”和“并窖下沙”等新工艺，还把夏季制曲的传统改成常年制曲。更要命的是，为了节约成本，郑光先决定把贮酒坛改用塑料纸包装。

这一系列的提效变革，导致的结果自然便是酒的产量火箭般地增长，而质量则以同样的速度下滑。1959年，专卖公司和外贸渠道对茅台酒的品质下降提出了强烈的意见，纷纷减少或取消订货。1960年酿造的912吨茅台酒，后来进行开缸质检，合格率只有12%，导致800吨酒无法入库，被当作土酒处理，酿成茅台酒历史上耻辱性的“800吨土酒事件”。

“全省保茅台”的农民血汗粮，最终没有成为企业和国家的资产。

到1960年的秋季之后，酒厂的生产秩序就处在了涣散的状态。因为极度缺粮，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群众“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用食品。各地科研人员日夜攻关，相继“研制”出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些名词看上去很“科学”，其实就是把原本当肥料或喂猪的玉米、小麦秆子碾碎了当粮食吃。

茅台酒厂是仁怀县唯一有食品类实验室的企业，就被要求大力生产“人造肉精”。这种食物就是把一种叫白地霉的微生物菌种，在含淀粉的培养液中繁殖成为菌膜，然后收集菌膜晒干。茅台酒厂把全厂的酒糟水、食堂淘米水、煮菜水统统收集起来做培养液，第二车间的场地和设备全部用来生产“人造肉精”。

为了填饱肚子，郑光先自作主张，生产了11万多斤土酒自主销售，增加了2万余元收入，用于补充职工的粮食和副食；同时还用物资协作的名义，用1440斤茅台酒和2万斤次酒，换回了600多斤鸡蛋、100多头猪和毛线、皮鞋等物资。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

根据上级指示，茅台酒厂职工保留629人，下放农村220人。到1964年，酒厂职工人数进一步减少到406人。

在1961年年底的酒厂工作报告中，我们读到了当时的混乱状况。

——浪费大：进仓不过秤，甚至袋数也不数；车间倾料经常发生差错，车间和供销科扯皮；包装成品一个人管，到处发现走私的茅台酒，用茅台酒换粮、换糖、换鱼甚至换马；51个马达烧坏13个，烧坏了无所谓。

——事故多：经常停电影响生产，主要原因是没有检修制度，去年（1960年）发生大小事故24次，今年6次。全厂重伤4人，死亡1人，轻伤24人。许多事故长期不处理，长期不明确。

——职工思想混乱：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方式简单，扣帽子多，耐心说服少。大会批评多，个别教育少，使职工不敢汇报问题。今年以来，已有45人逃跑，占职工总数的6.3%，而且仍有人怀有想回家的思想。

在那一年，厂领导试图用劳动奖励重建工厂运作，设置了奖金制度，额度突破了工资7%的规定，结果很快被严厉叫停。

在后来的几年里，比酿酒更要紧的事情是吃饱肚子。当时酒厂的职工和家属加在一起有1000多号人，人们就在厂区旁边开辟了一个200多亩的农场，每年可以自给自足14万斤蔬菜。各个车间的工人们还在厂区的空地上开荒种地、搭棚养猪。由于养猪的人太多，工厂专门发出了一则规定：只能公家委托家属养猪，养“承包猪”，不准养“自留猪”。

厂区里到处是没有收尾的半截工程和各家各户自己开垦的小菜园。正常的班组劳动竞赛也停止了。动力车间由于设备维护不善，经常停电。有的班组一个工艺流程不按规定轮次烤完，把还可以生产的原料分了，背回家喂猪。1963年，贵州省工业厅召开生产计划会议，酒厂遭到严厉批评：产量计划、产值计划、利润计划，统统完不成。

20世纪60年代的茅台镇俯拍照片，镇厂难分

1960年茅台酒厂职工文化学习现场

1960年茅台酒厂春节墙报，提出“开门红、日日红、月月红”的口号

1　1962年茅台内外销售计划表，外销占全年计划的40%

2　飞天茅台出口到日本时，日本经销商为茅台酒制作的说明书，正面印有一只手拿酒杯的大熊猫，意思是：茅台酒和熊猫一样，都是中国的国宝

1　20世纪60年代出口到日本的飞天茅台

2　20世纪60年代出口到英国伦敦的飞天茅台。出口时保留酒瓶，但剪去了瓶口的飘带，酒标也被刮了，贴上了商号永利威的商标。这是因为永利威从晚清开始从事酒类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的某些地区，永利威的品牌背书要高于酒类生产品牌

3　20世纪60年代的飞天茅台，中美建交之后出口到美国。瓶身上的酒标被英文说明书覆盖，官签为美国税签

4　外包装棉纸上印有年份的出口茅台。当时的国际惯例是酒瓶上不显示年份，而是印在棉纸上，或整箱出口时显示在外箱上。在二级市场，有棉纸的老酒要比没有棉纸的贵一倍

郑光先被免去厂长职务是在1964年1月，他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这一干就是十多年。酒厂的领导班子除了三个技术副厂长，其他成员都被处分，职务一抹到底。柴希修和刘同清被调来出任党委书记和厂长，跟张兴忠和郑光先相比，他们在资历上都要高出不少。柴希修曾担任仁怀县委的宣传部部长和县委书记，后来被调到贵州省铝业公司当组织部部长，这次重新回到仁怀工作。刘同清则是1942年参加工作的资深干部，曾当过开阳县的县长。两位县团级的正职干部同时被委派到茅台酒厂，可以想见上级对工厂现状的担忧。

就在这次任免前的三个月，北京举办第二届全国评酒会，茅台酒在评比中名次靠后，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